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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县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中,以农民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为导向,通过形式多样的“送法下乡”活动,充分发挥法治宣传教育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先导性、基础性和保障性作用,丰富美丽乡村建设的内涵,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为实现全县乡村社会生态和谐发展营造了浓厚的法治氛围。

法制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子阳

内容摘要:针对乡村生活中的多发性、规律性矛盾纠纷,特别是困难群体权益保护、土地征收征用等突出矛盾,如何引导村民正确解决生产生活中遇针对乡村生活中的多发性、规律性矛盾纠纷,特别是困难群体权益保护、土地征收征用等突出矛盾,如何引导村民正确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通过积极开展农村“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使农村干部群众的法治素养和乡村治理法治化进一步提升,为全面推动农村小康建设进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法冶文化进乡村。自今年1月下旬开始到4月中旬止,凤阳县在全县开展了“百场法治文艺下乡”巡演活动。以县司法局、法宣办组建的法治宣传花鼓业余演出队及各乡16支法治宣传业余演出分队为主体,利用春节、清明节、“五一”节、逢集等时机,分赴全县乡村集市、广场等群众较为聚集的地方,为广大农民献上了一台又一台精彩纷呈、寓教于乐的法治文化“大餐”。演出达100多台次,观众约3万人次,现场发放各类法治宣传资料2万余份。县司法局、法宣办依托县电影放映发行公司17支数字电影放映队组织开展的凤阳县“千场法治电影进百村”展映活动,于6月上旬启动至今,已在全县198个行政村,25个农村社区放映公益法治电影和宣传短片450余场次。期间,还有350场次法治类影片(含动漫片、情景剧、微电影);300余条法治公益广告展映在广阔的村落田头。广大农民在享受娱乐的潜移默化中,实现了法治信仰的培育与文化启迪、道德升华的深度融合。

“村民之间发生大额借款,最好签订有法律效力的借条,这样一来,哪怕以后出现纠纷,大家也不会相互扯皮。”日前,在浙江宁波宁海县下畈村“乡村法律课堂”上,杨建员律师为村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

海原县有行政村150个,农民占总人口比率超过50%。为深入推进基层法律服务上水平,多方面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海原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法治人才的培养,将“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列入党委政府重要工作。截至目前,该县共摸排在册“法律明白人”培育对象11.1万人,现培育“法律明白人”3.23万人,“法律明白人”骨干450人,覆盖每个乡村,受到众多农民群众的好评。

法律服务进乡村。为切实解决乡村群众“法在身边”问题,打通普法“最后一公里”,
今年初,凤阳县司法局、县法宣办组织开展了“律师(法律工作者、司法行政工作人员)送法进村”活动,引导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围绕美丽乡村建设,重点做好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土地流转、征地拆迁、农村经济合同、村集体建设,以及村规民约修订、法律咨询等服务事项,帮助群众排忧解难、释疑解惑,
使广大村居民随时可以找到“法”,
不出村就可以解决涉法问题。目前,县司法行政系统的律师、法律工作者、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已在全县198个村建立了法律联系点,为每个村配备了一名法律顾问。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司法行政工作人员,每月到村服务时间累计不少于8小时,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与群众面对面的以案释法活动。1至8月份,全县律师、法律工作者和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为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的土地征用、农田村庄整治等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开展法律体检、提供法律专业意见370条,就近调处矛盾纠纷123宗,参与处置群体性、敏感性案件160多件,参与修订村规民约等活动90余次。

法治建设的根基在基层,难点在乡村。但在宁海县下畈村,法治思维已经深深植根于村民心中,这还要从一份权力清单说起。

据了解,该县把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与全县脱贫攻坚工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宪法主题宣传等当前重点热点工作相结合,通过线上线下集中和分散培训的方式,利用司法行政系统远程网络视频、一村一法律顾问法律微信群、4G移动执法记录仪、公共法律服务明白栏,开展集中培训、以案说法、在线咨询的的立体化培训。今年各乡镇已集中组织“法律明白人”培训84场次,对全县450名“法律明白人”骨干进行了远程视频培训,推送法律常识、以案释法案例230余次,在线解答法律问题68条。各乡镇结合乡情,借势利导,多管齐下,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助力“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落地生根。

法治培训进乡村。9月初,来自凤阳乡村基层第一线的约200名人民调解员在县行政学院参加了由县司法局、县法宣办举办的法律援助业务知识培训。今年以来,专门针对农村“两委”干部、大学生村官、人民调解员、农村“法律明白人”等普法骨干举办的法律知识培训班、法治专题讲座己达32场次,培训面达95%。培训由县、乡三级分别组织实施,主要釆取集中培训和以会代训的方式进行,重点传授与农村生产生活、民主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法治动态及普法最新信息,以增强乡村普法骨干的法治素质和从事普法所必要的适时、适当、适应能力。去年下半年组织实施的“农村法律明白人”培训工程,己在全县村干部、退休回乡人员、返乡知青当中培养了350多名“农村法律明白人”,这些人成为了农村法治宣传和法津服务的“土律师”、美丽乡村建设的生力军。

农村基层干部手中的权力如何界定、侵害农民利益的“苍蝇式”腐败怎么防,这曾是困扰下畈村的难题。2014年,宁海县组织4个乡镇的1000多名村民代表,制定出村级权力清单“36条”,基本实现村级权力全覆盖,明确“清单之外再无权力”,使村干部做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让老百姓对村里的各项决定心中有数、明明白白。

该县在全面建成“一村一法律顾问”全覆盖的基础上,健全完善村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人民调解组织网络、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建设,公布法律顾问联系电话,建立微信群,让群众在家即可享受到“公共法律服务一站式”服务,为法治乡村、平安乡村建设加油助力。

建立“百姓说事点”、培养“法律明白人”、制定“权力清单”……近年来,各地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持续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奋力谱写法治乡村建设新篇章。

在推进“乡村法治舞台”建设中,该县通过引导农民群众在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中享受公共法治文化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在继续做好乡村“四个一”的法治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争取实现村村有法治文化广场、法治宣传栏、法治文化墙、法治图书室,全力提升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水平。运用互联网、微信公众号、远程教育等现代化手段,通过播放法律短剧、法律生活剧、微电影等方式,寓教于乐,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对村民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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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农村普法微信群,及时发布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解读,提升学法用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将普法与政策宣讲宣传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成员和在校学生的力量,鼓励他们将法律带到基层、带到农村、带回家、带给其他家庭成员,使普法由传授式向交互式转型,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多元化普法格局,提升“送法下乡”工作实效。

创新形式提升普法宣传实效

强化法治实践,发挥“法律明白人”在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作用。发挥农村“法律明白人”在宣传政策法规、引导法律服务、化解矛盾纠纷、参与社会治理中的示范引领作用。街道办建设社区“法律明白人”刘某,在大县城拆迁过程中,自己不但积极主动配合政府拆迁,还给其他拆迁户讲政策、讲法律,在该县大县城拆迁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年以来,海原县“法律明白人”参与各类纠纷56起,参与化解信访案件5件,参与法治宣传活动36场次,参与社会事务管理10件,引导法律服务25件,公众安全感和群众幸福感持续提升。

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两地之间通商历史悠久,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广西司法行政机关大力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突出培育独具特色边关普法工作格局,夯实中越边境乡村普法治理基础,在千里边境线上绽放法治和谐之花。

70岁的黄志识是广西百色靖西市的一名退休教师,平时爱唱靖西的下甲山歌,而他唱民歌的内容之一,就是宣传宪法:“村民们由于文化水平有限,有的听不懂普通话,有的看不懂法条,我们就用靖西土话唱出来,村民们不仅爱听,还能记得住。”

加强法治乡村建设,把矛盾和隐患扼制在萌芽状态,是广西各级司法部门践行的法治初心。边民的矛盾在哪里,法律服务就跟进到哪里;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到哪里,涉外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就跟进到哪里,让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和务工者,以及去国外投资的中国人,都能安全顺利生产生活、投资经营。

法治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应有之义。江苏于2011年率先出台《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推动法治文化进乡村、进社区,融入群众生活,融入乡村振兴,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主动性自觉性。

目前,江苏省建有省级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568个,市县镇村法治文化阵地1.3万余个。累计创作法治戏曲剧本9000余部、法治故事1.4万余篇、法治书画摄影3.9万余幅,有效激发了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法治的内生动力。

运用新技术互动体验,搭建新时代普法惠民“连心桥”;研发新媒体普法游戏,打造新时代普法惠民“开心锁”;推广菜单式普法APP,淬火新时代普法惠民“金钥匙”……与传统的走村入户不同,陕西以创新普法方式方法为引领,充分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大力实施创新普法依法治理提档升级工程。

通过在法治教育基地建设、网络普法和菜单式普法等普法实践中大量植入现代新媒体新技术,陕西全面推进法治乡村建设,为实现经济社会追赶超越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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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村里的“法律明白人”

推进法治乡村建设,需要更多“法律明白人”。近年来,江西省司法厅组织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推动广大基层农村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为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截至目前,江西省农村“法律明白人”参与法治宣传54.5万人次,化解矛盾纠纷8.5万件次,参与社会事务管理8.1万件次,引导法律服务6万件次。226万名农村“法律明白人”活跃在基层法治宣传和法治实践一线,有力推动了基层农村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成为乡村治理的一道美丽风景。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期,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日益多样,社会矛盾多发易发,如何进一步提升基层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成为摆在广东司法行政人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2012年,广东省司法厅在认真分析基层矛盾纠纷和社会治理情况现状和特点的基础上,开展律师进村活动。截至目前,村法律顾问律师共为村两委和群众提供法律咨询超过191万人次,提供代书1.7万多份,代理群众参与诉讼和实施法律援助超过6万宗,有效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

作为全国扶贫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四川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在法律援助、公证、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方面的职能作用,加强贫困地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一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优先安排贫困县法律援助接待大厅建设,加快贫困地区“12348”法律服务热线升级改造,畅通贫困群众法律援助绿色通道。连续八年开展岁末年初为农民工讨薪法律援助专项活动,累计讨回欠薪10.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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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浙江历来高度重视法治乡村建设,早在1998年,宁波市开始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的探索实践。迄今,共培育了22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259个省级民主法治村。

2009年,宁波市象山县西周镇杰上村为解决因水库引水工程造成的赔偿款分配难题,尝试通过“村民说事”来化解矛盾,最终顺利解决了这起群体性纠纷。

以此为肇始,宁波市推广建立了“村民说事”制度。借助“村民说事”的平台,基层干群一起最大程度凝聚共识,最大范围集聚智慧,求出了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画出了“最大同心圆”。目前,“村民说事”制度已覆盖全市乡村,加快形成村民民主参与、村干部干事担当、权力规范运行的乡村善治体系。

近年来,浙江省持续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涌现出了新时代“枫桥经验”、桐乡“三治融合”、象山“村民说事”等一批先进典型,走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法治乡村建设之路。

针对我国处在转型发展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凸显、民生诉求增加的实际,吉林省司法厅深入开展经常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2011年,舒兰市司法局排查矛盾期间发现村民们经常“扎堆”在小卖店、医疗站、棋牌室、彩票站等场所闲聊说事,从中受到启发,决定在各村屯、社区依托群众经常聚集场所建立“百姓说事点”,选聘信息员,让群众通过“唠家常”的形式,把看到的、听到的社会问题、矛盾纠纷、诉求意愿等社情民意在“点儿”上反映出来,开创了真实反映社情民意、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新模式。

村民说事的小平台,带来了基层社会大平安。“百姓说事点”工作开展以来,吉林省通过“百姓说事点”收集各类民生信息50余万条,化解各类纠纷40余万件。

来源:法制日报

编辑:张博 朱婵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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